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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经方于刮痧拨罐以养生治病,合食疗培元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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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继柏:“执简驭繁、一通百通”学中医  

2017-07-22 20:19: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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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继柏:“执简驭繁、一通百通”学中医

熊继柏撰文

熊继柏,男,1942年生,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13岁开始习医,16岁行医,代表著作有《一名真正的名中医——熊继柏临证医案实录》《疑难病辨治回忆录——熊继柏临证医案实录2》(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怎样成为一个疗效卓著的临床家呢?

我不讲空的大道理,而是结合我个人从医五十年的体会,和大家毫无保留地谈一下。

坦率地说,我的临床已经搞得很不错了,在《内经》里面讲,“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这是非常高的要求,上工治病十个里面要有九个见效,中工治病十个要有七个见效,下工治病十个要有六个见效。我实话说:我熊某人上工算不上,但是比起“中工”我恐怕要高一点。我经常讲,找我看病的十个病人,有八个是见效的。第一,我是对自己用这个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第二,我确实达到了这个标准。我看100个病人有80个是见效的。当然,很多病我不可能一下就治好,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治好,我还达到古人的“上工”水平,但是百分之八十的有效率我还是能够达到的。

我临床很熟,很快,诊断的反应敏锐,特别敏感。病人一到我的面前,我就特别敏感,我的眼睛、耳朵快得很,感觉特别灵敏。我讲一个故事,当年我还没调到湖南中医学院之前,我在一个基层县里当中医大夫,那时候是我走到哪儿,都围一大堆人在找我看病。基层的农民很纯朴,他们可不管我累不累,我睡觉他们就围在我家门口,我上厕所他们就跟着我等在厕所门口……。有一次,我在理发店躺在椅子上面理发,外面已经有十几个人在等我看病了。突然,有一个小孩被人抱着,急急忙忙要推理发店的门。我跟理发师说“快停,外面来了个白喉病人”,他们说你怎么知道呢?你没看到病人怎么就知道是白喉?等病人被抱进理发馆,我就问他是不是白喉,抱孩子的大人连忙说是,人民医院刚刚确诊。大家都感到愕然,异口同声地问我:你到底怎么知道是白喉病呢?我告诉大家:白喉的咳声是犬吠声加暴喘,这个患者的犬吠声非常特殊,呼吸急促,我的临床感觉非常敏锐,当病人还没有被抱进来的时候,我就隔着理发馆的窗户听到了病人的这种特殊喘息,这就是临床功夫,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习惯,一种电掣雷鸣的“条件反射”。

我列举我亲身经历的临床案例。通过案例,大家可以学习怎样用经方来治病。不过这只是一个侧面,我们搞临床的医生绝不能只用经方,因为用方是随证而取的,是因证选方、因方遣药,方与证必须合拍。我在临床上并不只用仲景方,而是经方和时方同用,因证选用,不能分彼此。我们不能像武术界一样有门户之见,中医的关键在于融会贯通,在于全面掌握。

对于疑难病的辨证,我的体会是“辨病性,辨病位”,就可以“如理乱丝,如解死结”

病案阵发性胸满舌僵气促案

徐某,男,19岁。患者于加拿大留学期间发病,表现为阵发性胸满、舌僵、气促,在加拿大医院诊断为“癫痫”,遂回国于某医院住院治疗。做了脑电图、脑血流图、CT等检查,诊断仍为“癫痫”,治疗效果不佳。于是找我看病,其症状表现为阵发性发作,首先是胸闷,紧接着舌头僵硬,不能说话,然后就是气喘,即胸闷、舌僵、气喘三个症状,发作后尚有数分钟时间感觉头昏,呼吸气短,兼见口苦、口渴而不多饮,喉中多痰,每次发作少则数分钟,多则10余分钟,发作间隔无规律,或两天一次,或一天一次,或一天四五次。我们中医里面所讲的癫痫是什么症状呢?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口吐白沫或者口吐涎沫,喉中如猪羊叫声,四肢抽搐,移时复苏。中医学中无论哪一本书描述都基本是这样,只是用字遣词有一些区别而已,都是先突然昏倒,然后四肢抽搐。但这个病人我连续三次问他有没有昏倒,回答都是没有,问他发作时是否清醒,他说清醒,也知道父母在叫他,但就是舌头僵硬,不能说话。没有昏倒,也没有抽搐,只是阵发性地胸闷、气促、舌僵。除此以外。据其家属所述,他发作的时候,嘴唇乌黑色,脸色发青,手指甲发紫。查舌苔黄腻,脉滑。

这是什么病呢?西医虽然诊断为“癫痫”,但如果按照中医“癫痫”的主症来看,还不能够诊断它是“癫痫”。所以我只能称之为“阵发性胸满、舌僵、气促”。

中医治病必须辨证论治,不能辨证论治的医生,绝对不可能当个好医生。岳美中老师曾经批评几种医生:第一种医生是开方医生,就是在名老中医那里偷两三个方,一世就卖这两三个方,感冒病人来了用这个方,妇科病人来了也是这个方,肚子疼还是用这个方。这种医生在我们中医队伍里面有很多。第二种医生叫用药医生,就是按照病人的症状去开药,头疼就用川芎、白芷、细辛、蔓荆子、菊花,肚子疼就用厚朴、广木香、陈皮、乌药,腰痛就用杜仲、牛膝、续断、桑寄生,那病人要是讲30多个症状出来的话,你怎么办?因此这样开出的处方必然是乌合之众,怎么能够治得好病?而岳美中老师所讲的三等医生才是辨证医生,辨证医生还只是刚刚入门的医生。辨证的水平如果高了,那就是入、细医生,辨证如理乱丝,用药如解死结,这是四等医生。最上等的医生应该是辨证细微,用药确切,旁人治不了的病一到他手,往往妙手回春。所以辨证论治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中医临床水平的高低,一个中医是不是好中医,完全取决于如何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的方法我们学了很多,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等,到底要用哪一套?其实我们读仲景之书就已经知道了,《伤寒论》虽然是讲六经辨证,但实质上始终贯通了八纲辨证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所以我们临床上不论用什么辨证,它的总纲都应该是八纲,各个不同的辨证方法是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去考虑的。八纲中,“阴阳”只是个提纲,是大的分类,而落脚点是六个字“表里、寒热、虚实”。我个人认为,凡是外感病重点要解决好“表里寒热”,凡是内伤病重点要解决好“虚实寒热”。对于疑难病的辨证,我的体会有两个:第一是辨病邪性质。一定要辨清属风、寒、暑、湿、燥、火哪一种,或是以哪一种为主,内伤的辨清是痰饮、瘀血,还是食滞或情志。第二是辨病变部位,我们讲的部位不是西医的解剖部位,而是中医的生理系统部位,是以五脏为中心的,五脏与六腑相表里,五脏主五气,五脏主五官九窍,五脏主十二经脉,五脏主四肢百骸,而且五脏还与自然界相通,中医的理论完全是讲五脏的,我们就应该按照中医这种理论系统去分析,藏象的关键在于“象”,我们注重的是生理功能,而不是解剖位置,所以确认病变部位,一定要以“脏”为中心。那么把病邪性质和病变部位两者搞清楚了,就可以理出一个头绪来,也就是岳美中老师所讲的“如理乱丝,如解死结”。

那么这个病人的病邪性质是什么呢?从舌苔黄腻、喉中多痰可知病邪性质是痰热,痰饮从热而化,我们称之为痰热,这是第一个病邪。

还有没有其他病邪呢?胸满、舌僵,发作的时候不止气喘,而且还有嘴唇、爪甲青紫。《金匮要略》中说:“病人胸满,唇萎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为有瘀血”,“病者如热状,烦满,口干燥而渴,其脉反无热,此为阴伏,是瘀血也”。这个病人不是唇萎舌青,而是舌萎唇青,反过来了,而且也有但欲漱水不欲咽,所以第二个病邪就考虑为瘀血。

那么部位在哪里?自然在胸部。因为他的症状首先就表现为胸闷,胸部是心肺所居之地,必然影响心肺功能。心主舌,故舌僵不能语,肺主呼吸,故气喘。

所以病机就是痰热瘀阻于胸膈,影响心肺功能。那么选什么方呢?

针对痰热结聚在胸膈选了小陷胸汤。小陷胸汤是用来治疗小结胸病的,《伤寒论》中说:“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尽管他是胸满,不是胸中痛,症状表现不一样,不能把他诊断为小结胸病,但是可以借用此方来治疗痰热结聚于胸膈,因为病机是一样的。小陷胸汤是治疗痰热结聚在胸膈的。要弄清是否有痰热,就必须看舌苔,如果舌苔不是黄腻、黄滑的,那就没有痰热之证,不能够用小陷胸汤。这个病人正好舌苔黄腻,因此用了小陷胸汤。

但小陷胸汤不能祛瘀,于是加了第二个方。《妇人良方》里面讲妇科有产后三冲:败血冲心、败血冲肺、败血冲胃,其中败血冲肺的症状是喘促欲死,面色发黑,用二味参苏饮治疗,组成是人参和苏木两味药。而这个病人不也正是瘀血阻滞在肺而发喘吗?故将小陷胸汤与二味参苏饮合用,服药两个多月,患者痊愈。

通过这个病人的治疗,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经方和时方完全可以合用,什么情况下使用主要就看证与方是否相符,方证相符就可以使用。我们中医开处方,一定要开出汤方来,如果开不出汤方来,那就是一个没本事的中医,是一个还没有入门的中医。方剂学是我们中医入门最基本的课程,如果连方剂都不熟,怎么能算是入门?比如看一个风热感冒的病人,开银翘散自然没错,但你开完银花、连翘以后,就不晓得下面是什么药了,于是就黄芩、板蓝根、蛇舌草、蒲公英乱加,只晓得这些药是抗病毒的,但这个方还是银翘散吗?自然不是。

所以我们用古人的方有三难,第一难就是要背。跟着我学看病的人,包括一些教授级的,我给他们的要求就是背500个汤方,可是就有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博土生,连300个汤方都背不下来,一个医生如果连300个汤方都背不好,还当什么医生?第二难是要熟。怎么个熟法?就是我们必须掌握每个汤方的整体功能,这是关键。中医和西医用药不一样,西医用药大部分都是单体,而中医用药则大部分是配伍使用,配伍以后的药,作用就完全不一样了。例如麻黄,在麻黄汤和小青龙汤中的作用都是发汗解表、散寒平喘,可是在麻杏甘石汤中,麻黄还是发汗解表、散寒平喘的作用吗?完全不是啦!《伤寒论》中讲“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不过我在临床治疗喘而大热的,依然使用麻杏甘石汤。小儿急性肺炎的高烧、暴喘,麻疹后期肺炎的高烧、暴喘,我都用麻杏甘石汤,而且效果很好。这里麻黄难道还是发汗解表和散寒平喘的作用吗?自然不是了。这里起主要作用的石膏,石膏辛寒,可清肺胃之热,但只用一味石膏来清肺热效果并不好,因为热邪郁遏在肺,只有顺从肺的生理功能,通过宣发才能将热邪解除,于是就借助于麻黄,以石膏为君药清肺热,以麻黄为佐药宣肺气。因此用麻杏甘石汤治高热的时候,石膏与麻黄的比例应该是5:1到10:1,热度越高,石膏就要用得越重。麻黄配桂枝可以散寒发表,麻黄配石膏可以宣泄肺热,麻杏苡甘汤又能宣表湿,麻黄连轺赤小豆又能治湿热发黄,配伍一改变,作用和功能就改变。因此同一味药在不同的方里,所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徐大椿曾言“用药如用兵”,一定要对药物在不同方中的功用了如指掌,才算达到了熟的程度。第三难,把汤方背熟了以后,如果始终没有用过,仍然不是你的。只有经过自己在临床上应用,而且不止一次的应用,经过十遍、百遍,甚至于千遍、万遍的应用,才能将这个方完全掌握,才能对它加减变化的规律非常的熟练,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我们用仲景的方是如此,用后人的方也是如此,就像此例中用小陷胸汤不只限于小结胸病,就是从痰热阻于胸膈这个病机出发的。

我所读医书书目,折射出我医学临床思想的“源泉”

有人曾采访过我,问我是什么派的。我说我既是学徒派,又是学院派。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是学徒派,谁都知道,我从不隐讳我的出身,有人问我是什么文化水平,我说我就是学徒出身。十三岁当学徒,当到十六岁当医生。当学徒的时候,什么事我都干过,给老师提尿壶,那是常事,打洗脸水、倒洗脚水那是常事,在药铺里下梭板,打扫卫生,扫厕所,这些事我都搞。学徒派读书和我们现在科班派读书有区别。因为我在农村工作了20年,在公社卫生院工作了20多年,我对农村的情况特别了解。我在城市又当了30年医生,我对城市也有了解。但更重要的是,我在高等学府湖南中医药大学教了30年书,退休后几乎跑遍全国,全国的几所大的中医院校我都去过,如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给全国的名医班讲课都不是一次、两次,几乎可以说,在中医领域讲课我是讲到了最高讲台,所以我对上面的情况很了解,我对基层的情况也很了解,像我这样的人确实不多,所以我就琢磨中医的教育问题。下面,我就着重讲讲我最初学艺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从十几岁开始是怎么读书的。

第一本书,《雷公炮炙四大药性赋》。我四个早上把它背完,就四个早晨,一个早晨背一个药性,寒热温平嘛,就四个早上背完了。背完了接着就是《药性歌括四百味》,当时背了,现在我不一定还记得,现在要我背我还背不下来。第三本书,《医学三字经》。《四大药性赋》师傅没讲,《药性歌括四百味》也没讲,《医学三字经》讲了,但讲得似懂非懂,“医之始,本歧黄”,歧伯和黄帝,就这么讲,我知道歧伯、黄帝是谁啊?“灵枢作,素问详”,灵枢是什么,素问又是什么,那时我全不知道。“难经出,更洋洋”,难经是什么,不知道。当然,现在都知道了。《医学三字经》我全能背,现在谁要我抄,我一个晚上给抄出来,没问题,绝对没错。第四本书,《脉诀》:《王叔和脉诀》和《濒湖脉诀》,两本脉诀,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诊断学”。第五本书,《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也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诊断学”。以上总结归类,就是中药学、三字经、诊断学。

然后就开始读方剂学。汤头歌诀首先读《局方》,读完了,再读陈修园的《时方歌括》。这两本书的方剂歌括我全背得,比如藿香正气汤,“和解藿香正气汤,苏叶白芷和法夏,陈半茯苓大腹曲,厚朴桔梗引枣姜”,这是陈修园的根括。《局方》的歌括则是:“藿香正气白芷苏,甘桔陈苓术朴俱,夏曲腹皮加姜枣,感伤岚障并能驱”。读完方剂,开始读内科。内科第一本书是陈修园的《时方妙用》,那个时候傻乎乎地背呀,“中风……其曰风者,主外来之邪风而言也。其曰中者,如矢石之中于人也。”像这样的话都要背。

接触内科学以后,我才开始有了真正的老师。第一个老师叫胡岱峰,曾是清朝秀才,古文功底好得不得了,我现在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我们那时候是一个班,胡老师就单独给我“开小灶”,让我开始读《伤寒论》,读的是《伤寒论集注》,老师的标准就是熟背。当然,有时候老师也讲,比如给我讲猪肤汤,我问老师,猪肤是不是就是猪皮子?老师说是。我说那是不是随便哪里的皮子都可以?老师说“哎呀,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呢?”老师对我我问得细致程度感到有点奇怪。又比如读到“五苓散,白饮和服”,我问白饮是什么。老师说:白饮就是米汤啊。就这样,《伤寒论》我就背下来了,而且问了老师很多细致的问题。背下来后我觉得《伤寒论》这书就算读得差不多了,因为整本书都能背下来。我现在始终念念不忘这个老师,就是因为这个老师引我入了医学正门。如果没有这样的老师,我经典不可能读得这么好。《伤寒论》读完了,接着就是《金匮要略》,又是要求背。我一年内把这两本书背完,半年背一本。《金匮要略》好背,就是《伤寒论》不好背,尤其是太阳篇,背得我晕头转向。这两本书读完后,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伙食钱,还要天天晚上捶药,捶了药以后给我一毛钱,抵第二天的伙食费,所以,我十六岁就到乡村当中医大夫去了。

我就读这么多书,开始去当医生。但是一开始当医生,却看不好病,几乎一个病都看不好,当然也可能偶尔看好一两个,但效果总是让我深感不满意。看到人家老医生看了几十年病,病人天天找他看,看得那么好,我就去问那个老医生:你怎么看得好病,我怎么就看不好呢?我问他读些什么书,是不是书比我读得多些。他说:你读些什么书啊?我说:我读了《伤寒论》、《金匮要略》。他竟然说:谁读那样的书啊,那书有什么用?那书没用。那书是讲理论的,不是看病的。我说:你怎么知道啊?他说:我们都不读伤寒、金匮,当地的医生没一个读过《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但他们却能看得好病啊!我就问他读些什么书,他说他就读过《医宗金鉴》。我问《医宗金鉴》怎么读,他说就读《杂病心法要诀》。好,我就找《医宗金鉴》,把它借来,我一看,《杂病心法要诀》完全出自《金匮》,但在《金匮》方基础上加了一些时方,就成了一些常用方了。我看《杂病心法要诀》方出自《金匮》,就没花多少时间去读这本书,虽然也读了,但没下那么多死功夫。我在读《医宗金鉴》时发现:《伤寒心法要诀》把庞大复杂的伤寒论原文精化、精简了,很是带劲。《伤寒心法要诀》我认真读了、背了,比内科《杂病心法要诀》读得要熟得多。另外,还有一个医生跟我讲:《医宗金鉴》里面值钱的是妇科学和幼科学。这样,我就花力气读了《伤寒心法要诀》、《妇科心法要诀》和《幼科心法要诀》。所以,我经常用《金匮》方,用得很熟。妇科、儿科基本上用那些方,都是自学的。

读完了这些书再当医生,才有了真正当医生的感觉。当医生要应付各方面的病人,尤其是出名以后,比如到我每天看一百个病人的时候,很多怪病就出来了,而我的师傅不在身边,我没人去请教。而有些能找到的老医生,我跟他们谈医真是对牛弹琴,我讲《伤寒论》和《金匮》,他们听不懂,根本没法商量。所以对于疑难重症,我只能自己解决。我看病从来没人带我的,都是我自己闯出来的,我的经验都是几十年实践中反复摸爬滚打得出来的。这是我不断地升华、总结出来的东西,而不光是书本上的东西。一个方,怎么加,怎么减,我形成一个规律,病人一来我方就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搞了几十年啊,我看了几十万人啦。

在从医的实践过程中,我又读了一些书。比如《傅青主女科》,我读得很熟,《傅青方女科》里面的方,我经常用,当然有一些特别的、不“带劲”的方我记不得。妇科我基本上就是用《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和《傅青方女科》的方。儿科我基本上就用《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的方。曾经有一本幼科专著叫《幼科铁镜》,我读过,不怎么样。还有一本书,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不怎么样,复杂,过于复杂,把妇科复杂化。我经常说句话:我们中医本来就够复杂的了,现在还有不少的中医,甚至于号称中医学家的人,把中医人为的复杂化。还嫌它复杂不够啊?!把中医人为地搞复杂了,我们的后人还怎么学啊!很容易让后人一看到就怕它,一看到就往后退缩,进一步退三步,还怎么学中医啊?!中医本来就复杂,本来就古奥,如果还有人把它故意搞复杂,这很不好!但现在有人就是热衷于搞这种“故意复杂化”的事,热衷于把本来简单的事儿,硬要绕一个大圈儿,绕得学习着晕晕糊糊,结果自己没搞明白,别人更搞不明白,这不是误人子弟吗?这就叫人为的复杂化。这人为的复杂化给后人带来很大弊病,只能给中医学术带来摧残作用。

以上,就是我年少学医时读的书。后来在行医的过程中,我还读了程钟龄的《医学心悟》,对《医学心悟》我是比较熟的。到了1961年,我开始拜第二个老师了。这个老师叫陈文和,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他是先在国内学中医,然后到日本去深造。人家都说这个老师了不得,要超过我第一个老师。我原来以为我那个老师是石门县第一,人家讲这个陈老师要超过你那个老师,我就拼死拼命也要跟他学习。结果就让我去参加了考试,我考了第一名,他就收下我当学生了。去了以后陈老师问我读了什么书?我就把我所读的书告诉了他。他听完后说:你有明显的缺陷。第一,没读过温病。第二,你没读过内经。那时候,温病和内经讲些什么东西,我确实不知道。我回头见到我第一个老师胡老师时,我就问他,老师你为什么不教我读内经啊?胡老师说:你那么小读什么内经,到时候你自然可以读。我说要到什么时候?胡老师说:当几年医生以后,到20多岁、30岁时再读吧。回头我到陈老师那里,他就教我读《内经知要》。其实,对于内经,我真正的功底就是《内经知要》。对于温病,我就是读《温病条辨》。《温病条辨》拿到手以后,我很有感触,这都是我原先不知道的啊。所以我就在《温病条辨》上下了功夫,我的《温病条辨》读得很熟的。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的温病老师叫谢红英,她的温病功力是很不错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我也懂温病,她说:你怎么《温病条辨》比我还熟啊?我开玩笑说:难道你就“上了顶”啊?所以如果要我去讲温病,绝对不会比讲内经差。我们学校现在温病教研室主任赵国荣老师的《温病条辨》就是我教的,因为我熟啊。温病方我熟得不得了。跟陈老师重点就读了温病学和《内经知要》,陈老师告诉我,要想当一个好医生,必须大肆读方剂。他有些手抄本,2000多首方,他要我抄下来,我那时懒得很,也不知道要读,不知道要读那么多书,就没抄。当时记性好得很,全记得,现在就忘了。那时又没有复印机,否则的话就复印一下了,呵呵!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一点,过去我们的中医老师有门户之见、有派别,比如我的两个老师。我第一个老师是典型的温热派,他熟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也很熟悉《内经》,但他不懂温病;而我第二个老师是清降派,他恰恰注重温病。因此,现在回头反思他们的临床功夫,我第二个老师治疗常见病行,我第一个老师治疗怪病厉害。我很幸运恰好得到了这两位老师的指点,如果我只跟了第一个老师而没有跟第二个老师,那我的临床威望肯定没有现在高。这就是学徒的偏颇,所以我说学医的老师绝不能糊涂。

经常有人问我有多少方,问熊老师的方从哪里来?我现在就都告诉大家了,都是从我读的书里来的。有人盘根问底问我究竟有多少方,比如彭坚老师就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一千多个方吧,他说不止不止。我开玩笑说:我的脑袋没长在你头上,你能比我还知道啊?现在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了,我的方来自哪些地方。开始不是讲了两本方剂学吗,这是基础,然后是《伤寒》方,《金匮》方,《医宗金鉴》方,程钟龄的方,傅青主的方,然后就是温病方,就这么多方,就来自这些地方。当然,以后还有一些杂家的方,比如张景岳的方,比如喻嘉言的方,李中梓的方,还有《审视瑶函》的方,那是个别现象,包括《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的方,那都是个别的方,不是全面的,上面讲到的那些方才是全面的方。

自从跟了陈老师学了温病后,我的中医生涯的“好运气”就来了。当时乙脑、流脑流行,我治好几个危重病例,我在石门县的医名就打开了,随后,我去考湖南中医学院的选调生,考了第一名。把我掉到湖南中医学院以后,学校没让我搞临床,我的长项是《伤寒》、《金匮》和《温病》,长项是内科,长项是方剂,都不让我搞,偏偏让我去教《内经》。我的天啊,我最差的就是内经,偏偏要我教。最后我才知道:因为当时学校缺《内经》老师,所以逼着我去讲《内经》。我的《内经》是到了湖南中医学院以后拼老命在这里学的。我内经的功夫是在37岁以后在湖南中医学院练出来的。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内经》专业老师,其实他们错了。我不是专门搞《内经》的,我是搞临床的。

最后说说中医的四大经典。历史上公认的中医四大经典是《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以及《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包罗万象,构建了中医理论的框架,包括了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养生等各个方面。《难经》是解释《黄帝内经》的最早经典。《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体系,并且把辨证论治落实到临床。《神农本草经》是中药学的始祖。因此,对于整个中医来讲,这四本书被公认为是四大经典。但现在四大经典有些变化,《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的起源,当之无愧是经典,而《难经》是解释《黄帝内经》的,它主要侧重在脉学和经络方面,与诊断相关,其它方面讲得很少,因此我们不把它当经典了。《神农本草经》对于学中药专业的来讲当然很重要,对于学中医的来说相对没那么重要,因此也不算。那么第二部经典就应该是《伤寒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虽然来自同一本书,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只讲了六经辨证。如果你只看到一个六经辨证,那么你的眼光太狭窄了。我们读《伤寒论》不仅要了解六经辨证,它的主症、主方,还要了解它的辨证法则。表面看它是六经辨证,实际上它贯穿了八纲辨证。比如三阴证属阴证,三阳证属阳证,三阴证是里、虚、寒证,三阳证是表、实、热证,这不就是八纲吗?因此,它是贯穿了八纲辨证的,并且在每个证下面都有主症、主方,这就是它的伟大之处。为什么我们那么推崇张仲景?就是因为他把《内经》的理论落实到了临床,为我们开了先河,是一个大的跨越。因此,《伤寒论》是治外感病的一部独到的经典。第三部是《金匮要略》,《金匮要略》是讲内伤杂病的,我们历来的内科学都是从《金匮要略》来的,因此,它当然是经典。它的辨证体系脏腑辨证,虽然其名称是辨脏腑经络先后病,但其实就是脏腑辨证。第四部是《温病学》,《温病学》创立了前人没有的学术体系,尽管《伤寒论》那么好,它也就是提出了温病的名称而已,充其量讲了一个白虎汤、一个承气汤、一个黄芩汤,再没有别的了。而叶天士创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吴鞠通创三焦辨证体系。因此,叶天士的《温热论》和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是第四部经典。如果不学温病学,你就不能治急性热病,如果不学温病学,你就不能治传染病。而现在,急性热病和传染病大量存在,发病率高,如果不学温病学,你就不能与西医竞争。为什么我能治大量的急症,比如高热、惊厥、昏迷、二便不通等等,治疗效果常常好于西医,就是得益于学习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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