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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经方于刮痧拨罐以养生治病,合食疗培元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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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经方用得好,先得做到这一点!+黄煌:学习经方的三大关键  

2017-01-24 21:53: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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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经方用得好,先得做到这一点!

说起经方,好像是中医人都知晓的一个名词,但却有很多人没有弄懂经方的概念,而实际运用中,也不乏有偷换概念、浑水摸鱼之人。有很多人用经方,仅凭自己的经验行事,但这样真的妥当吗?有人认为,经方也是要讲理的,你怎么看?

经方应用需要讲理吗?

或者说:为什么说“经方应用需讲理”呢?


目前在基层有一种倾向或者说误解,认为经方应用是可以不讲理的,只需参考别人的经验,或有些应用的指证,对症用方即可。对于小病小症,即使治错了危害也不大,可以不必太认真。

但是这种“拙者失理”“以剧为愈”的情况不断在临床一线蔓延,导致疑难病症越来越多。本来是轻浅小病,却因为误治变成了顽疾,这种情况的原因便是“不讲理”。经方界存在这样的误区已经很久,不得不辨。

经方是什么?

南京中医药大学黄煌在《经方的魅力》中曰:“经方,原来是古人对经验药方的称呼。比如,汉代对书目进行分类时,就将研究医学理论特别是养生的道理和方法的医著归入医经,把古代相传的经验药方,则归入经方。”

《中医大辞典》对“经方”的释义是:“汉以前的方剂称为经方。其说有三:一说指后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医家类记载经方十一家,这是指汉以前的临床著作。二说指《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方剂。三说专指《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记载的方剂。一般所说的经方,多指第三说。”

上述对经方的解释都强调了应用的时间之长,把时间定于汉代,从汉代流传至今的方剂可以叫经方。但是,为什么有的方剂流传了下来,而有的却没有流传下来?历史的偶然不容忽视,但是有一种必然是我们必须重视的,即经方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在其中,如果能不断地探究这些道理而有得,便可以创造新一代的“经方”。

这里,笔者强调了以“是否包涵至理”来界定经方,而不是以时间来划分。

“经方”一词最早见于后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所收录的《七略》。

笔者反复研读这段话,发现汉代用经方是讲理的。“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

“经方者”是干什么的呢?这段话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经方家要“本草石之寒温……致水火之齐”,就是说根据药物的特性,按照方剂理论组合为方,笔者理解,其中蕴含方和药的机理。

另一方面,经方家要“量疾病之浅深……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就是说根据疾病的理论,根据天人相应的理论(关于“气感之宜”不可等闲视之,应与《黄帝内经》中之“气宜”相关,是指自然气候变化的规律),利用合适的方剂让偏离健康的身体“反之于平”,笔者理解,其中蕴含着天、人和病的机理。

如此来看,在“经方十一家”那里,用“经方”是讲理的。不仅要讲方药组成之理,更需要探究天、人和病的机理。后世有些人认为,用经方可以不讲理,只凭经验,在“经方”这个词的缔造者那里是行不通的。

应用“经验方”可以不讲理吗?

“经方”,一些人认为是汉代以前古人的“经验方”。

什么是经验方?什么是经验?前人的经验对于我们也能叫经验吗?前人是基于什么样的病人、什么样的考虑创造的这些经验?我们面对的病人和前人的一样吗?我们思考的方法、思路和前人有什么区别……

经验的意思是什么呢?笔者认可的解释是:经历了成功或者失败,最后得出的可以经得起重复验证的规律。

经验里面,切身的经历很重要。

在经历里面,已经包含了“为什么会成功”“为什么会失败”的思考。只是有些道理由于语言的苍白“不可道”,有些道理因为古代流传不便给省略掉了。

经验,一定包含经历。于是,笔者认为,“经验方”是创造者根据自身的经历得来的。前人的“经验方”,包含了前人的经历,这种经历后人不可复制,但后人必须要对前人的“经历”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经验方”的发生学原理给予充分的思考。这样,才可以慢慢将前人的“经验方”转化为自己的“经验方”。从而可以灵活应用前人的经验。

医者所求的应该是“渔”,而非“鱼”——经方是“鱼”,经方创造之道才是“渔”。也只有重视经方发生学之道,才能更好地应用现有的经方,也才有可能创造新一代的经方。

经验方可以历经千年流传,这要求我们一定要尊重古人远离现代科技的经历,在数千年前,是什么样的经历,让古人可以创造出如此的辉煌呢?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经典方”价值在于接近自然。

“经方”,一些人认为是从汉代沿用至今,有经典、典范意义的“经典方”。

什么是经典方?为什么可以成为经典?

恒者行远,包含着永恒的道理的事物,才有可能成为经典。

只有其中包含着永恒道理的方剂,才有可能成为经典方。

说到这里,笔者可以提供一些有限的思考供经方学习者参考。桂枝类在《辅行诀用药法要》一书中称为“阳旦汤”;柴胡类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一书中称为“阴旦汤”。阳旦为升阳之意;阴旦为扶阴之意。阴阳二旦方,为从中土入手,调整阴阳升降之经典方。

阴阳在自然界的表现最典型者是月亮和太阳,《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讲“旦慧……夜甚”,说明很多疾病是有明显时间规律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在太阳主宰的平旦好转、在月亮主宰的夜晚不好的疾病,我们可以用方药在患者的体内“升阳”,用阳旦汤之类的方剂;反之,则用阴旦汤之类的方剂。

人情绪之抑郁和兴奋也可以用阴阳来概括。如果情绪过于“阴郁”,则可以用阳旦汤之类来“反之于平”;而如果情绪过于兴奋,则需要用阴旦汤之类来“反之于平”。

当然,临床的情况不会有这么简单,而经方所包含的“道法自然”之理也不可能这么肤浅。但以此说明,应该可以说明“经典方”的价值在于更接近于自然之道。

如果我们可以对自然之道有更多的敬仰、更多的探究,更多追随古人的思想足迹,也许离我们破解经方之奥秘,创造新的经方的时候就不远了。

综上所述,经方形成是依理的,学经方是需要学理的,而用经方必须明理。不明理而用经方治病,无异于刻舟求剑;而明理后用经方治病,则应该是“瓮中捉鳖”。

本文转载自经方学堂/栏目主持:刘观涛

黄煌:学习经方的三大关键

一、抓药证

药证,是中医用药的指征和证据。如用麻黄的指征和证据为麻黄证,用桂枝的指征和证据为桂枝证,用柴胡的指征和证据为柴胡证。这是古已有之的命名方法,《伤寒论》中就有“桂枝证”“柴胡证”的提法。严格来讲,每味药都有其特异性的指征和证据,而不是像有些人理解得那么宽泛:用补气药便人参、黄芪一把抓,用活血药便当归、川芎、牡丹皮、桃仁一起上。

药证是必效证。即按照药证用药,必定有效,是指服药后必定能解除因疾病导致的痛苦。这种痛苦,可能是肉体的痛苦,也可能是心灵上的痛苦。换句话说,有效,是给人以舒服。这是中医追求的有效的最高境界,如黄连、山栀除烦,甘草、桂枝定悸,并不局限在客观指标的变化上。因为,药证是以“病的人”为前提和背景的。

药证是怎样得来的?药证的认定不是来自理论推测,也不是来自动物实验数据,而是中国人几千年中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是经中国人用自己的身体亲自尝试得出的结论。你可知道巴豆大毒的代价?可知道小青龙汤治愈了多少咳喘、小建中汤治愈了多少中虚腹痛吗?

药证是应用天然药物的指征和证据。天然药物成分极其复杂,下咽后究竟会有何种效应,要真正解明其中奥秘,相当困难。所以,使用这些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的老药,也必须尊重前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经验。

药证是来源于实践的经验总结,每个具体的药证所涵盖的面是不一致的,有的药证是单个症状;有的药证则是综合征,有的是病,有的则是一种体质或体质状态。换句话说,中医治病,并不仅仅是辨证论治。

举例来说,桃花汤(赤石脂、干姜、粳米)治虚寒滑脱血痢,就是取赤石脂的吸附和对肠膜的局部保护作用(赤石脂含有硅酸铝及铁、锰、钙的氟化物),是对症治疗;竹叶石膏汤用人参、麦冬、甘草、半夏以养阴,更用粳米以支持营养,主治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是支持治疗;黄连治痢,白头翁治阿米巴痢,属对抗治疗;小建中汤用饴糖,大建中汤用白蜜,属食物治疗。

甘草泻心汤本身是治疗白塞病的专方,桂苓五味甘草汤是治疗肺气肿的专方,半夏泻心汤是治疗热痞(多见于浅表性胃炎伴幽门螺杆菌感染者)的专方,甘草是治疗心律失常的专药,属专治法;桂枝汤只要脉弱自汗就能用,四逆散只要胸胁苦满、四肢冷、腹中痛就能用,故使用面非常广,属通治法。

还有体质治疗,更是有独到之处。如黄芪就是一种体质性用药,柴胡也是一种体质性用药。经方的思路朴实无华,并且符合临床实际。所以,回到药证这个层面,我们会发现中医的世界原来很精彩!

二、抓配伍

配伍是经方中最富有魅力的部位。古人用药,本是单味的,后来逐步发展了,知道复方可以提高疗效,可以减轻副反应,可以矫味,于是有了许多处方的发明。一加一等于几?高明的中医能做到大于二,甚至大于三。这些配伍的结构,是学习经方的关键。

比如小青龙汤,组方关键是细辛、干姜、五味子;小柴胡汤,关键是柴胡、甘草,从原文的加减法就可以看出这个结构。麻黄要配伍甘草,石膏要配伍甘草,这个通过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黄芪桂枝芍药配伍,治身体不仁疼痛、自汗、浮肿、小便不利;桂枝甘草配伍,治动悸;桂枝甘草茯苓配伍,治眩悸;桂枝甘草龙骨牡蛎配伍,治脐下悸、胸中悸、失精的惊悸;桂枝甘草人参麦冬阿胶配伍,治虚悸;半夏茯苓生姜配伍,治眩呕而悸;黄连黄芩配伍,治烦热而心下痞;枳实芍药配伍,治腹痛便秘;大黄桃仁桂枝配伍,治少腹痛、便秘;半夏厚朴配伍,治腹满呕吐等等。

《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那些小方,是经方的精华,应当多加研究。如四逆汤、桂枝汤、承气汤、芍药甘草汤、四逆散、枳实芍药散等,均是千锤百炼的经典配伍。后世许多方剂就是在它们的基础上衍化而来的,是我们开发新药、创制新方的最佳选择。

前人说,中医有两种“病”,一是有方无药,即知道用成方而不知变化,是谓有方无药;二是有药无方,即缺乏配伍的规则,组合零乱,叠床架屋,当然效果不好。

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第一是基础不扎实,所谓“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没有学好经方,药证不明,配伍无法,临床所据不是道听途说,就是主观想象;第二是临床思维僵化,所谓“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如有些人处方时均用14味药,每病如此,每人如此,每日如此,而不知医学是科学,不是艺术,不可凭个人喜恶。以经典汤方而论,有药物少至1味者,如甘草汤,多则如温经汤,药物达12味,药味数变化很大,完全依据病情需要而配伍。所以学习经典配伍,可以使处方精练,组方严谨,犹如作古文,加一字嫌多,减一字嫌少,处方到如此境界,也可算好方了。

三、抓药量

量效关系,是研究经方的又一关键。仲景用药,极为重视用量。麻黄附子细辛汤用于温经散寒,附子用一枚,大黄附子汤治胁下偏痛,附子则用三枚,附子量越大止痛越明显。

再如半夏,大剂量(二升)治呕吐不止,方如大半夏汤,而小剂量(半升)仅治恶心呕吐或喜吐、咳喘、胸满、噫气、心悸和声哑,方如旋覆代赭汤、小陷胸汤、竹叶石膏汤、半夏泻心汤等;黄连大量除烦,方如黄连阿胶汤,量至四两,而小量除痞,量仅一两。

大黄大量(四至六两),治腹痛便秘、其人如狂,配枳实、厚朴、芒硝、甘遂,方如大承气汤;小量(一至二两),治身热、发黄、心下痞,吐血衄血,配黄连、黄芩、山栀、黄柏,方如泻心汤、茵陈蒿汤;中量(三至四两)治少腹急结、经水不利,配桃仁、丹皮、水蛭、地鳖虫,方如桃核承气汤、抵当汤。

再如厚朴,大量(八两)治腹胀满,方如厚朴半夏生姜甘草人参汤、厚朴三物汤;小量(二至四两),治咳喘、咽喉不利,方如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半夏厚朴汤。白芍大量(六两)治挛急,方如芍药甘草汤,小量(三两)和营卫,方如桂枝汤。柴胡大量(半斤)治寒热往来,小量治胸胁苦满。

经方的绝对剂量目前说法不一,大陆中医院校教材通行折算为一两等于3克,而柯雪帆先生认为一两等于15.6克,日本药局方则以一两等于2克。我比较强调相对剂量,即方剂中各味药物用量的比例。

药物的绝对量总结了仲景的用药经验,反映出汉代以前用药的趋势,而药物的相对剂量则体现出组方的法度和配伍规律。方剂功效的大小,无疑受到药物绝对量的影响,但方剂整体功效的发挥,必然受到药物间剂量比例的影响。

例如,桂枝汤中桂枝芍药之比为1∶1,为调和营卫剂,而桂枝芍药的比例调整为1∶2,则变为缓急止痛的桂枝加芍药汤了。麻黄汤、葛根汤中麻桂之比为3∶2,则发汗作用并不强,仅治身痛、无汗而喘等,而麻黄桂枝之比为3∶1的大青龙汤,则具有强烈的发汗作用,仲景不仅说明“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而且在方下又强调“一服汗,停后服。若复服,汗多亡阳”。可见剂量的变化,对方剂的功效有相当大的影响。

使用经方,必须重视剂量。量该重则重,该轻则轻,本不以用药习惯而定。如果均是10克则有违经方规则了。至于影响药量的因素,则除了疾病以外,还有体质、配伍、药物质量、炮制、煎服法等因素,临床变化因素极多,尚难以说明,各家自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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