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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回中医失落的元神”系列  

2017-01-13 13:40:4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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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顺从自然《认识气机圆转升降法时》

“寻回中医失落的元神”系列之一

与西方原子论比较看中医元气论

□ 潘毅 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

表 元气论与原子论的比较

比较项             元气论                                            原子论
宇宙本质     元气                                        原子
存在形式     散则无形,聚则成形,有无间可转换交流        原子有形,虚空为无,有无间不可转换交流
形态预见     无限可分                                    最终物质
自然观       有机论                                      机械论
作用形式     阴阳相互作用                                原子在虚空中运动
动力所在     内部阴阳矛盾                                未有解
发生机制     分化                                        组合
注重点       关系实在                                    物质实体
整体观       元整体                                      合整体
研究方法     整体、宏观、外拓                            分割、微观、深入

从学习中医的角度看,元气论作为哲学背景,其凸显在知识层面的内容虽然没有阴阳、五行学说明显,但作为中国文化的最深层底蕴,若对之理解未透,不但大大影响对中医体系内容的深度把握,更易在中医学发展的路上迷失。

  两论的比较

  纯粹就“气”论“气”,以现代人不太深厚的国学功底,确实难以理解得透彻,幸好关于世界的本原,古代西方也有一个与“元气论”接近对等的学说,就是公元前4~5世纪间,留基伯和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主张的“原子论”。这里,“元”与“原”同义,“气”与“子”则可看作是对万物基元单位的各自表述,这是在唯物本体论上两论所见略同处,但更值得品味的是两论深层之异。由于中医学以元气论为根,西医学以原子论为基,比较元气论与原子论就是审视铸就东西两大文化体系差异的文化基因,因此这种剖析最容易把中西医学体系的深层内蕴,诸如不同的价值取向、思维风格、学术思想、研究方式乃至具体内容以较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两论的简要比较见表右)

  为方便分析与叙述,下文将表中关联性较大者以某项为中心作连带讨论,不逐项分割:

  (1)宇宙本原之鉴

  中国的“道气论”视“元气”为宇宙本原。《鹖冠子·泰录》谓:“天地成于元气,万物成于天地。”西方则以“原子”为构成宇宙万物的基元物质。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将两种本原之细微处表达得妙趣横生:“西洋哲学中之原子论,谓一切气皆微小固体而成;中国哲学中元气论,则谓一切固体是气之凝结,亦可谓适成一种对照。”表面看来,两论均肯定了世界本原的物质性,所异仅因不同的文化背景与语言习惯分别归结为“元气”和“原子”,虽异曲却似同功。但若细究,两说又存深刻差异。

  (2)存在形式之异

  元气的本原状态是无形而弥散状态之气,王夫之谓:“气弥沦无涯而希微不形。”(《正蒙注·太和》)但气聚则可成形,即有形实体是气,无形虚处也是气,有无之间可转换交流。张载《正蒙·太和》概括得好:“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由于阴阳学说的导入,阴阳特性之一是其无限可分性,因气可分阴阳,据此逻辑,则气也是无限可分。换言之,在中国的宇宙构成观中不一定存在最终物质。事实上,现代科学直到现在也只能说发现一些基本粒子,尚不敢确定说这个世界存在着最终物质。气的无限可分性大大地增加了气的变数以及说理上与时俱进的优点。就如不论现代科学最微观的物质单位发展到哪个层次,都可说未离气的范畴,还预留了再进一步细化的空间。

  原子论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的存在形式是有形。“原子”,希腊文原义有“不可分割”之义,指的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物质微粒或单位。据此,世界万物都是由微细而不可分,具形质、重量的原子所构成。由于每个原子都是毫无空隙的,因此,它的基本属性是“充实性”。与之相对的虚空的性质是空旷,是绝对的无,仅给原子活动提供空间。原子与虚空之间不存在转换与交流。

  (3)作用形式之较

  由于元气可以分阴阳,因此,其作用形式或内部动力就是处在相互交感中的阴阳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转化、自和协调的内部矛盾。

  运动是原子固有的属性,虚空为原子的运动提供了场所。形状、体积和序列不同的原子互相结合,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复合物。原子分离,物体便烟灭。但原子为什么自己能运动,德谟克利特却没能作出解释,因此,原子虽在观念上具自动之意,形式上却又不得不倾向于在外部寻找动力之源。

  (4)自然观之差

  由于气本无形,气细无内,大无外,亦无间隙,故无所不通。《管子·心术上》说:“无形则无所抵牾,无所抵牾,故遍流万物而不变。”有形无形之间可转换交流,故乍看互不相干的万物可通过“气”的中介而成为互有联系的整体。这样,就构成了一幅形在气中、气在形中、形气交融的宇宙气化全图景,由此导出的就是万事万物一气相牵的有机联系自然观。

  原子有形,既然万物均是由分散存在的“原子”组合而成的,原子与虚空之间又不存在转换与交流,因此万物均可分解,可以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再据需要把部分一层层分解为更小的部分,直到原子本身。由此导出万物可以或应该分割来看的机械自然观。

  (5)整体观之别

  由于中医学强调整体观念。因此,不少人以为整体观是中医特有并区别于其他医学的主要特征。

  “元气论”的整体是一个“元整体”,即认为以元气为基的宇宙是一个混元整体,万物均由元气分化而来,即混元整体分化出其内部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就如宇宙逐级分化出星系→星球→地球→万物→生物→人→系统→脏腑组织→精血津液→气。其形式可为气化气、气化形、形化气、形化形,一切事物都处在气化流衍之中。在这里,整体是原生的,部分则派生于整体,故而整体决定着其内部的各部分,形成一个真正融会贯通的宇宙整体。

  更基于气的运动性,元整体是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动过程中。在这个整体中,任何一个局部有形、无形的微细变化,都可因一气相牵而会引起整体的相关反应,这个整体的本质或基础就是气的变化流衍,因此,元整体具有不可分割性。整体若作分解,失去联系的各部分均不具完整性。只有在天然的,不可分割的状态下才可准确把握事物的完整本质,避免以偏概全的一孔之见。

  “原子论”的整体是一个“合整体”。原子是构成宇宙的最终物质,万物均由原子组成,原子→物质→小局部 →大局部→整体就是其组合过程。因此,整体是由从小到大的各个部分综合而成。部分是原生的,整体派生于部分,虽然部分可受整体背景影响,但作为边界清晰的部分亦可离开整体而单独存在。在方法学上就是部分可以分割研究。既然部分综合成了整体,因此部分决定整体就言之成理了。

  中医研究方式之思

  元气论与原子论之辨实可引发对现代中医科研方法的反思。

  (1)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式之适

  由于气本无形,又无限可分,是以研究气之“形态”在逻辑上来说应是徒劳无功的,故“元气论”容易导向对形态研究和解剖分析的淡漠。又因气以不断运动,有形与无形又可交流潜通而具可入性,形与形、形与气、气与气间没有任何隔阂,整体以难以分割的不间断状态存在,万事万物由不同的气聚散而成,更可因气而建立联系,一切事物都处在气的流衍及气化氤氲之中,形成一个真正融会贯通的宇宙元整体。因此,其注重的重心是关系实在而非物质实体,观察视野偏于宏观,研究方法更关注联系性及协调性,任何一个局部都是整体中的局部,牵一发而动全身,故往往将部分联系成整体或置于整体中观察。中医理论体系由是有了整体、动态、联系、协调等特征。而任何破坏或妨碍这些特征的研究方法均难窥其全貌应属常识。

  由于万物均由有形的“原子”组合而成,“原子”是最终物质,部分决定整体。且原子与虚空不存交流,万物均可分解,理论上只要技术跟得上,若将研究对象一层一层地降解,应可还原到“原子”水平,最终物质的找到就意味着事物或现象的终极原因将会呈现。将此基本信念贯彻到科研中,就是把整体分拆为部分来观察,以部分来解释或组合整体,其注重的重心是物质实体而非关系实在,研究方法更关注于纵向深入,微观分析。在这种不断降解、深化的探微寻源过程中各自然学科得以延伸进步。这种方法在面对“形态科学”这种合适对象的研究上自有其优势,如对整体中的部分有着比“元气论”方法更深入、细致、微观的认识,形成较精确、严谨的原理,建立形式逻辑更严密的概念体系。不难看出,还原论思维或还原分析方法的哲学基础就是原子论。在此观念下,西医学采用解剖方法,将人逐层分解以还原、分析,自是研究的必然途径。

  (2)“研究中医”与“中医研究” 

  本来“两论”下的对象各有其自身适合的研究方式,但现今流行的大多所谓新法,多半是建立在“原子论”奠基的“形态科学”上的还原分析方法。以之研究中医,不能说全无借鉴处,但面对以“元气论”为基的中医学术,其隔阂本应可想而知。但不少研究者对此所取的态度往往是视而不见。或天真地以为,只要仪器够尖端,指标够先进,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但是,作为支配研究方式、研究仪器、研究指标的方法论真的可以搁置不论吗?

  国医大师陆广莘在访谈中提出过“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目前时行的中医相关研究,由于心态上唯恐“不科学”,因此,无论在方法学、还是应用仪器或检测指标上多是拼命地追新,以为越新就越科学。若以陆老的分类观点为判,此大抵为“研究中医”,而非“中医研究”。

  这种与“元气论”恰成背道而驰的研究方法之局限性也显而易见。把复杂的事物通过还原、降解使之简单化是此法的基本方式,但面对不应分解、不可还原的对象和内容,譬如“元整体”背景下的中医学时,勉强分解实是对整体联系的破坏。复杂现象的复杂性机制是无法简而化之的。须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自然科学上都是一个常理。整体不是由其中多个部分简单堆砌而成,而是各部分有效组合的一个整体,所以有机协调的系统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无论这个整体是合整体还是元整体。即便是研究合整体背景下的西医学,还原分析方法其实也时显力不从心,局部分解得越精细,越微观,其在整体中的关系就越复杂,而处理复杂关系并非此法之所长。

  中医学天人间、人体内层层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特性比“形态科学”之西医复杂。中国科学院朱清时院士对这个问题看得透彻:“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科学总是把复杂事物看作整体来研究,他们认为,若把事件简化成最基本的单元,就要把许多重要信息都去除掉,如单元之间的连接与组合方式等等,这样做就把复杂事物变样了。”因此,以还原分析方法来肢解“元整体”的对象,企求在还原出对象的真象同时而又不使信息丢失的想法不知算不算一种天真?天真,做人或者可以,但从事科学研究,恰恰是最不需要的品格。

  某日看锵锵三人行节目,嘉宾为陈丹青先生与查建英女士,话题涉及西装本非按东方人的身材来设计,但由于集体心理暗示,当大家都穿西装时,穿西装就成了美,这是一种从众心理,是自主审美系统丧失的表现。即现在的国人已失去自信,失去以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能力。这就引出一问:由于还原论方法在近现代科学中不断取得成绩时,人们下意识地将之当作唯一的科学标准或潜在的标准是否也是一种从众心理或集体心理暗示?是否同样也属失去以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能力?

  学术界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同时,首先淡忘了科学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中医具有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双重特性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其次即便是自然科学本身也至少包括还原科学和系统科学。业界已开始正视诸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泛系方法论、运筹学、协同学、模糊数学、混沌理论、紊乱学、模糊逻辑学等系统科学在处理复杂系统时的优势,其发展的新阶段——复杂性科学正在兴起,以弥补还原科学在处理复杂系统时的不足,而医学研究的人体正是典型的复杂系统。既然还原论思维不可能完全认识复杂世界的所有层面,因此,以之作为判断每一学科或思维方式是否科学的标准,其不合理性不就显而易见吗?

  回看中医,若从还原论的角度看,中医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但若从“元气论”或复杂性科学的视野看,这些所谓的“问题”实际不一定是问题,大多仅是因视野、视角、文化表述或认知习惯的不同而被误解。如果结合西方科学划界标准从清晰走向模糊、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倾向,而以历史的、多元格局的眼光看中医,则以“元整体”为背景的,道器合一的中医自然是现代主流科学之外的另一种科学形态,一门以古贯今的复杂性科学。

  朱清时院士对复杂性科学是如此认识的:“近一二十年人们理解到原来复杂性科学不能用还原论的方法,还得用中医这种宏观、整体的思维方法,还得经过反复实践、形成经验、经过直觉或顿悟上升到概念或理论,这些概念或理论再到实践中去验证或修改,然后实践证明他的正确性。这种思维方式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特别是对复杂性事物。”

  《景景室医稿杂存》谓:“我中华用气化以医病,其道本法乎天气、地气之变迁,病气、药气之制伏。是药之所以能治病者,其原理本乎四时阴阳而来,乃贯彻天人一致之学。若离乎阴阳之气化,而言治病,视人如器物然,纵解剖极细,何能攸往咸宜哉?”本已掌握了道理还以为自己没理,似未明在中医学科,“气”之理才是真正可循、可道、可法、可验之根本理。它理、它术、它技或可参考、借鉴、辅助,但不应反客为主,更不能自失魂魄。

  中医的长远发展,自然离不开与现代或未来科学的结合,但正确的方法与切入点很重要,在未找到适合研究人体复杂性的现代方法前,则研究方式或方法的选择,首要的不是“新”,而是合适。中医学有着自身的特点与发展内在动力,至少在目前,自主的、内源性的“中医研究”应成为中医继承与发展的主流。同时,中医是不是该考虑建立与自己的学科内涵相匹配的评价体系了?

“寻回中医失落的元神”系列之二

中医象思维 一草一木一太极


□ 潘毅 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

  ●在以“象”为主要思维方式的古人眼中,大千世界,无不是象。药象与人象或病象本质是通过气相感,类相应,而发生关联效应。

  ●古人在识药过程中摸索出的一些“象规律”,如以药物不同部位、质地、形状和生活习性来论药物升降和功效,并非只是感性认识。对此要科学评判,并验之临床。

  在以“象”为主要思维方式的古人眼中,大千世界,无不是象。中药的取象比类,是中医界人士既感兴趣也存争议的话题,既是话题,就不妨一议。

  知象

  自然的人有着诸如阴阳象、五行象、部位象、藏象、证象等各种象。中药是应用于人的天然物,也自有其天然的气、味、色、形、质、性情、部位、所生之时、所成之地等象。诚如徐灵胎在《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所说:“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形,或取其质,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所成之地,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故能补偏救弊,调和脏腑。深求其理,可自得之。”诸象的本质不过是构成万象之“气”的不同表现形式,药象与人象或病象本质是通过气相感,类相应,而发生关联效应。

  诚然,最早的《神农本草经》只是实实在在地论性味、功用、主治、有毒无毒,基本上不涉象探讨。但中药药理一直在发展,从色、形、质、部位、习性、时、地等方面说明效理的药物之著作自宋元发端、兴于明、盛于清,民国仍见余韵。但至当代,竟一扫色、形、质、部位、习性、时、地等说明的枝叶,仅留气味主干。因此,习医者学习中药时虽知其实用,但总觉获得的是一些干巴巴的知识,学习方法也几乎仅余强记一途。虽然气味确是主干,被砍掉的枝枝叶叶中也肯定有枯枝败叶,但枝繁叶茂显生机之处也不乏见啊!面对中药原本无限丰富的构象要素,若像现时常见的中药书般仅以四气、五味、升降浮沉来论中药的效理,实为将之平面化、肤浅化之举。诸构象要素合参的立体象才是其本来面貌及真正的药理所由。因此,重议中药构象各要素,以达去芜存菁目的意义重大,这既是还中药本来面目之举,也是对历代医家、药学家们心血结晶的尊重与致敬!

  识象

  限于篇幅,这里仅节选诸象中话题性较大的部位、质、形、习性等象来认识,以观对中药的本质性认知是否尚存启发。

  1.部位象

  《本草问答》自问答曰:“药有用根、用苗、用首、用尾、用节、用芽、用刺、用皮、用心、用汁、用筋、用瓤、其用不同,请详言之。答曰:此无他意,只取药力专注处,以与病相得而已。”故“只取药力专注处,以与病相得”便是中药选取药材部位的依据。之后又以详例将“其用不同”与大体作用机制尽列,泰半情况是先“以象相推”,然后再“以效为验”。又恐医者刻板以对,不知变通,故又提示“各物略有不同者,又在气味各别……当通观之。”试想,如果没有这种象思维的引导,则古人试药,于一物之中,可能根、苗、首、尾、节、芽、刺、皮、心、汁、筋、瓤都得尽试,才能确定哪个部位是最佳选材部。这样做尽管最严谨,但也最笨。不妨想想,中药达万种,如果每味药的每个部位都要试一试,就是试到猴年马月,也可能试不出几味来。但有上古经验的总结,在识药过程中慢慢就能摸索出一些有效的“象规律”,再在此思维指导下去寻找药物的最佳药用部位,就可大大缩短这个过程。寻找规律,应是人类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最本能探索。唯如此,才有效率可言。

  吴鞠通在《温病条辨·草木各得一太极论》中谓:“古来著本草者,皆逐论其气味性情,未尝总论夫形体之大纲,生长化收藏之运用,兹特补之。盖芦主生,干与枝叶主长,花主化,子主收,根主藏,木也。草则收藏,皆在子……此草木各得一太极之理也。”验之临床,难道无理?如紫苏一药,苏叶、苏梗均有辛温发散、理气宽胸的作用。但苏叶为叶,“凡叶皆散”,故偏于解表散寒,有升散意;苏梗为茎则不以散为主,而以顺气为主,故长于理气宽胸、止痛安胎;苏子为子,则主收降,故功偏降气消痰、止咳平喘、润肠。这实际是以药物不同部位与质的轻重相参来论药物升降,难道不比现在仅以气味论升降来得更有说服力?

  为证部位之用,现以教材两类药的统计为参:整个补益类五十多味药中主要是血肉有情的动物类及植物的根、子、果实。即便有茎,也不是一般的茎,而是肉质茎(肉苁蓉、锁阳、百合);全草一味(旱莲草);叶一味(淫羊藿,也可用全草)。为何没有出现纯粹的花,叶也仅只一味?皆因花、叶之发散与补益呈反象。也未见金石类,这更容易理解,血肉有情,则金石无情,故具补益之功者少。再看解表类二十多味之中,以植物的花、叶、茎、根或全草为主。植物的子仅两味(牛蒡子、蔓荆子)、果实一味(苍耳子),这三味能解表是因三者皆味辛,且“蔓荆子气烈,而质亦轻,故主散头目之风”(《本草问答》),而苍耳子有刺,牛蒡子有毛刺,亦具散象;动物药仅蝉蜕一味,蝉蜕为什么能解表,不难想象;完全没有金石类,这更容易理解了。两类药的统计均显示出药物不同部位与质性对功效影响的明显倾向性,是偶然,还是必然?请参自然之理而思。

  当然,部位一象,并不能完全定药理之乾坤,同一部位,尚可因形、质、气、味等不同,再有细别,尤其是与形、质难以相脱,故判断效理时,但合参而看。

  2.药质象

  质之象更强调的是构成药物的具体质地,但药之质往往又同药用部位有关,如根、茎、花、实各自的质地一般不同。动物、植物、矿物的各自质地肯定不同,所以质之象与部位象常互参而看。

  《医暇卮言》云:“滋益之味,骨肉为重;疏利之气,草木为先。”《本草问答》云:“动植之物,性皆不镇静也,惟金石性本镇静,故凡安魂魄、定精神、填塞镇降,又以金石为要。”此大类之质别。《侣山堂类辨》的“皮以治皮,节以治骨,核以治丸,子能明目,藤蔓者治筋脉……各从其类也”,则为植物类据质或部位来论效。

  面对中医的取象或类的归纳,一些人常会轻飘飘以一句“感性认识”来完全否定古人的思考-探索-实践-归纳过程与结果,但古以 “象”为思考索引,以临床为验,以大致概率为据的归纳难道就不含理性成分?如上文中的“藤蔓者治筋脉”就是一种有统计学意义的现象。因为大多数的藤蔓确能治筋脉,这仅仅是偶然吗?难道就没有可能存在形质意义上的某种必然?如说是偶然、碰巧,则如何解释其形-效关系间的概率?其实是否碰巧是可以算出来的,二种藤碰巧有相同功能的几率有多高?三种呢,四种呢,……二十种呢?恐怕二十种以上都碰巧的几率是难于中彩票的。不妨也找多种藤来检测一下他们的微观成分,看看有没有相同之处?不一定有,即便有,其一致性恐怕还是难敌“藤”之形质,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其最具功效意义的相同点就是“藤”这种形质了。

  其实再反证一下或许更能说明问题,矿石类药物没有一味能舒筋活络,植物的花、叶、子也基本不具备这个功能,这就说明了药物的形质作为药效是有所能,也有所不能的。则形质对中药的药效及其指向性确存在影响。

  如果现代医学有一指标的临床效验达到80%以上,当可算特异性指标,至少无人敢说是非理性指标。但面对概率或者更高的如藤之用或金属、矿石、介壳类药物多具降之能等,肯定还是会听到感性或非理性之说。既然大家都以效验、概率为据,凭什么中医就成了非理性,不科学?下结论的人恐怕才是凭感性的吧?若罔顾基本事实,就已失科学的基本态度,还奢谈什么科学与理性?

  在类中求鉴别之心并非现代人才有,在总结出规律的基础上,古代医家并非不分青红皂白什么都往这个药质模式里生搬硬套,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本草问答》就有“炉甘石、海石质皆轻浮,然究系石体乃沉中之浮也,故不能达巅,而只能散肺胃痰火之结”之言。一般而言,石体本应沉,但此二石的质并不重,因此具“沉中之浮”的特性。而大家熟悉的“诸花皆升,旋覆独降;诸子皆降,蔓荆独升”一语也是这种鉴别思维的体现。有了鉴别之心,求客观之举自然就随时而见了。

  质之象,有以类概象性质,以之为参,当没大问题,但别忘了,它还有“形”和“部位”这些因素,一并考虑吧!

  3.药形象

  药物的形状与功效的关系,因“以形补形”、“以脏补脏”两句话一直备受争议。这两句话的本意约略可概括为:药物形态结构与人体类似的形态结构间可能存在某种相关性,或可指导临床用药思维,准确来说应是“以形法形”。临床的胃寒者猪肚煲白胡椒,肝血虚者吃猪肝以补肝明目、肺燥者猪肺煲西洋菜、腰酸背痛者猪腰炖杜仲、小儿骨骼发育不良者予动物之骨、阳痿以动物之外生殖器以治,就是这一思维与实践的体现,效果如何?真的是古人简单的想象吗?

  实际上,“以形法形”之理现代医学一样玩得得心应手,他们不也经常从相关动物脏器或组织中提取成分以治对应脏器或组织功能失调吗?应用广泛的羊胎素之用不就如此吗?而提纯骨中的成骨蛋白用于治疗骨质损伤,食用骨粉用于各种钙质强化食品;以脑磷脂治疗神经衰弱;以动物胃黏膜为原料提取的胃蛋白酶用作消化药,胃膜素则治疗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胃酸过多;从动物胰脏而得的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从甲状腺分离出的甲状腺素治疗甲状腺机能减退等更是不胜枚举。只是西医进入中国之前,“以脏补脏”的民谚已有,这类争议自然就落到中医身上。

  人工化学合成的药物自然只有化学成分可论,但中药是天然生成的药物,天地万物,各自长成自己独特的样子难道只是随意生长的吗,就没有什么规律吗?西方的观念是“结构决定功能”,东方的观念是“象类则比”,这里就没有异曲同工的味道吗?因此,基于“同气相求”原理,天然药物的形态与人体结构的类似性用于药思维指导上,并非完全不具参考意义。但需注意的是,凡有所推,均应以临床之效为校验的准绳。这种校验,古人一直在做,今人的临床也有意无意地在检验着。

  回看以形见效之古识。《本草备要》所言的“药之为枝者,达四肢;为皮者,达皮肤;为心为干者,内行脏腑;质之轻者,上入心肺;重者,下入肝肾;中空者,发表;内实者,攻里;枯燥者,入气分;润泽者,入血分。此上下内外,各以其类相从也”,实为药之形,兼参质与部位的药理括要。又云:“药之为物,各有形性气质。其入诸经,有因形而相类者。(如连翘似心而入心。荔枝核似睾丸而入肾之类)。”连翘何以被称为“疮家圣药”?因“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连翘似心又性寒,故清心,心火清则诸疮平。治睾丸之疾用荔枝核就不消说了,几为必用之药。

  形之象在诸象之中其实是最不独立的,多与部位象、质地象互依,难以截然分开,只不过前两者类象特征更明显,而形之象往往是类象之中显个性。论质还是论形往往是视角问题。

  4.习性象

  习性指的是动物的生活习性,植物的生长特性,是药物的最自然本性。《续名医类案》谓:“虫蚁皆攻,无血者走气,有血者走血,飞者升,地行者降。”《本经疏证》言麻黄:“故栽此物之地,冬不积雪,为其能伸阳气于至阴之中,不为盛寒所凝也。”阳和汤治阳虚寒凝痰留之阴疽,就是以麻黄“伸阳气于至阴之中”祛寒外出。人人皆有习性,习性又影响着每一个人的人生走向,这才构成这个世界的丰富与精彩。天然的物物之间差别更大于人,作为药物,物之习性影响药性,不也是很自然的事吗? 

  评象

  以上以象论药,有无道理,当以临床为证。由于各人对中医的认识深浅不一,临床体会不同。故结论不外是:大有道理、较有道理、有些道理、全无道理几种。只要不是最后一种,则舍弃四气五味之外的其余认识中药的诸象内容便不免草率。而没有临床体会者,最好不要以感性妄议来反充理性。实践出真知,这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基本平台。

  中药,首先是天然物,其次才是药物。天然之物自然就有天然之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自然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植物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植物花叶多居上,根荄多位下,花叶多轻、子实多重;动物有血肉、植物蕴生机、金石多凝重;物有千姿百态、万般性情。因此,自然之药配自然之医当论自然之理,方为正道。

  或曰:古人的思维以感性联想居多,其理性程度颇为可疑。的确,大部分联想都只能提供或然性,差别仅在于或然性的高低。一次或单项联想更难说必然,但同类的多次,或多项联想,且经验证后,其可信性就会渐增而逐渐接近需解释的事实。这里,经验的累积与总结是不容忽略的。这种取象是纯感性吗,有经验累积的感性难道就不含理性成分吗,感性和理性就那么黑白分明吗?在人类的思维程序中,实际经常是感性与理性,黑、白、浅灰、深灰间相互交集,互相启发而成。因此,联想不应是原罪,关键是联想所赖的逻辑基础是否有理,是否经得起真实药效验证。理性程度的高低当然可以讨论,但未加验证就凭现代人自以为一切知识都高于古人的傲慢之心一概斥之为荒谬、感性,就难说是一种完全科学的态度。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中药的古理该如何评价的问题。其实评价的原则不难把握。古人提供了现成的“象思维”,今人的研究无非就是不带成见地进行合理评判以达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目的。笔者认为,合理的评判大致应包括以下考量:

  ①具大类规律或较大效-理概率支持的象,如气、味、色、质等可基本肯定。

  ②中类或小类象,如部位象、时象、地象等可分别论证。

  ③个体特征明显,但类规律不强,效-理概率难以认定的如形象、习性象等,一般仅作参考,最好不要凭单一之象而骤下结论。此两者往往与质象、部位象结合较多,可合而参之,以提高其可验性。

  ④无类同之象,又天马行空,用象太“飘”者,应予十分警惕,免被误导。

  诸象纷呈,“当通观之”,一直是古人之诫。最后的把关就是“诸象合参”这四个字,这才是用药法象的真谛。

  古之药理学只能说是成形,远未成熟,其发展空间仍大。因此,在中医发展的现阶段,此学实有必要从冷藏中解冻,重新整理、挖掘、提升,以今人的科研学识与严谨之心把关,去芜存菁,进一步提高其释理性及临床指导性。

  自然不缺美,缺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于中医药或许应该这么说:自然不缺理,缺的是思考自然之理之心。

寻回中医失落的元神”系列之四
认识气机圆转升降法时
□ 潘毅 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

 

脏腑气机升降图

 

 

水升火降既济图

 

 

图3 太极应时图

  ●人体气机升降调节中,心肾相交为一对,脾胃枢纽为一对,肝升肺降为一对,此配偶之功,如此,各显其功,各得其衡,人体气机升降之圆运动自能相谐而旋。

  ●《黄帝内经》有脏气法时观,再深化一步就是人体的升降法时。古人之论,多喜以年之春、夏、秋、冬,而临床之证,未必都经四季,故变之为昼、夜、晨、昏应更具实操性。

  中医学本为体道之学,作为本原之道,中医学倾向于以“气”为道;作为规律之道,中医学更多的是参照阴阳、五行规律与法则。故由本原之道所演,天人合一、道-理相贯之气在人体的运作,所循规律亦不离阴阳、五行法则,并主要体现在脏腑气机的升降上。

  气机圆转

  气运动的基本形式是升、降、出、入。而气的升降出入过程主要是通过脏腑的功能活动及相互之间的协调来体现,并常以圆转之升降而显,如图1所示。

  图1之太极左阳右阴,左主升而右主降,中间为升降之枢轴。应于人体脏腑,脾胃居中,一升一降,为气机升降的枢纽。肝应春木,主疏泄,从左而升;肺应秋金,主肃降,从右而降,为气机升降之圆的外翼。心火宜降,肾水宜升,水升火降,相互为用,即为既济。既济者,水火之轮运转,升降由此启动。然此论尚简,个中义蕴对临证思路之启迪处,意犹未尽,仍可深论。

  1.心肾相交启升降

  心五行属火,配离卦   ,居太极之上而属阳;肾五行属水,配坎卦   ,居太极之下而属阴。两者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阴阳、水火、升降间的互制互用与平衡协调。从阴阳交感观念看,位于下者,以上升为顺;位于上者,以下降为和。所以,心火当下降于肾,肾水须上济于心,这样心肾之间的生理功能才能协调,心与肾功能间若能建立这种良性联系,称为“心肾相交”,亦《易》所云水火既济卦   。此卦坎   水居离   火之上,上水能制约下火,下火能蒸腾上水,相互为用,故云“既济”,如图2。“既济”于人体言,喻心火能降于下而温肾水,故离火居于下;肾阳得心火之助则蒸水上腾以制心火,故坎水居上。如是则水火既济,心肾相交而相和谐。

  然心属火,本居上,火性又炎上;肾属水,本居下,水性又润下,两者易分不易合。则水升当需上达的动力,火降亦需下行之引子。即“既济”是需要条件的,然条件在哪?八卦本有卦主之说,《易纂言外翼·卷一》云:“小成之卦八,震巽下为主,坎离中为主,艮兑上为主,此因乾坤交易而定也。”具体到坎、离两卦,则卦主为坎   中之阳爻与离   中之阴爻,此即“坎离中为主”。坎配肾,坎中之阳,即肾中之阳,火处水中、则易蒸津而使肾水上济,此自然界“地气上为云”之象;水既上济,即补离中之阴,离阴既足,其性降,仿若“天气下为雨”,引领离火下温坎阳,坎阳得离火之助,其力更充,蒸水化气之功愈强,水复腾上,更助离阴带动离火下降……如是不断坎离互转,水火既济,呈良性的功能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心肾相交的意义并不局限在两脏间的功能协调,更是全身气机升降的动力,即朱丹溪《格致余论》所言的“人之有生,心为之火居上,肾为之水居下,水能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无有穷矣,故生意存也”。然心肾两者何为原动力?基于火性炎上原理,当阳居下位,其气温升自能煦暖其上之脏腑,且阳性主动,故坎中之阳(肾阳、命火、龙火)当为人体升降的原动力,下降的离火则为其最大助力。如此,和木得煦则肝升,阴土得暖则脾升,启动人体太极左半圆之温升。此理置之临床,如中气下陷之证以补中益气丸治之,若效不甚著,可加肾气丸少火生气以助温升;若不用丸而用补中益气汤,笔者常以李可先生之肾四味(补骨脂、淫羊藿、菟丝子、枸杞子)益之。若阳虚无力助肝升之证,同样可以在疏肝、升肝基础上以肾气丸为助。阳升至极则阴降,离中之阴(心阴)滋洒,燥金得润,肺能顺降;阳土受霖,胃自和降,旋转人体右半圆之凉降。古方麦冬之用颇值玩味,麦冬一味能滋心、润肺、益胃,故滋阴或兼滋阴的名方如麦门冬汤、沙参麦冬汤、百合固金汤、益胃汤、一贯煎、生脉饮、竹叶石膏汤、玉女煎中其身影屡现,道理或在右半圆之凉降自心而降,方能甘霖遍洒。

  2.脾升胃降枢轴转

  脾胃共居中焦,脾主升清,运精微与津液上达;胃主降浊,降食糜与糟粕下行。《临证指南医案》说:“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脾升胃降对于人体全身气机的调节起的是中轴枢转作用。黄元御于《四圣心源》中谓:“四维之病,悉因于中气,中气者,和济水火之机,升降金木之轴。”彭子益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承此意进一步论证:“中气左旋则木火左升,中气右转则金水右降,转者由上而下,旋者由下而上。中气为轴,四维为轮。”即中土脾升胃降为一身太极的枢纽,在此枢纽的升降带动下,肝木、肺金、心火、肾水四维均绕其周而旋转,共同完成人体生命的气化圆运动,其理仍可参图1。

  枢纽不是空谈,临证可法。譬如心肾不交的失眠,清心益肾同时,亦可旋转脾胃枢机,以促水火既济。南方人阳热易偏于上、外,而亏于下、内,因此心火旺、肾阳虚之心肾不交失眠者不在少数,笔者在临床上常以交泰丸加龙骨、牡蛎、白术、茯苓治之,疗效颇佳。方中黄连清心火,味苦能降,不仅降心火,亦可降胃浊;肉桂温肾阳,引火归源,肾阳暖则脾土得温而自能升。《医宗金鉴》云:“脾阳苟不运,心肾必不交。”南方不仅热,而且湿,湿易伤脾,则白术、茯苓一燥一渗,燥者温化而升清,渗者利湿而降浊;黄连、肉桂、白术、茯苓合而斡旋中州,运转枢轴,使水升火降,交相既济;龙骨、牡蛎镇心安神,引浮阳下潜,则心肾益交。

  3.肝肺升降外翼旋

  中医向有左肝右肺之说,常遭垢病,这是以解剖学视角,对中医观点断章取义的一例。上说非言肝、肺的解剖位置分列人体左右,而是依太极之圆(参图1),以左右为路径,肝从左升、肺从右降,协合为人体升降之外翼。

  太极左升右降之说主要源于中国东南西北不同的地理阴阳环境。中国南方阳气旺,日照时间长,《周易·说卦》有:“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南面、向明即面向阳,古谓主吉,于建筑物则利于采光。所以,自古以来从帝王到普通老百姓住的房子都以坐北向南为习惯。此时,南在前,北在后,东在左,西在右。而东方(左)是太阳升起的方位,西边(右)是太阳下山的方位,左阳右阴、左升右降的观念由此产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中医藏象学有着明显的重功能轻结构倾向。肝主疏泄,以木气之升发、条达、舒畅为生理特性,故应四季之春,一日之晨,方位之东,为少阳之处,故从于左;肺主肃降,以金气之肃降、收敛为生理特性,故应四季之秋,一日之夕,方位之西,为少阴之处,故从于右。左肝右肺之说由是产生。至于肝肺的解剖位置古人早有明述,并无错位。

  在这里,我们还要明白一个道理,中医所言的气机升降并非垂直升降,而是太极圆转的升降。圆,才有可能于旋转之中升极而降,降极而升,升降相因,相反相成,相互协调。如果是垂直升降,则降将有碍升,升将有碍降了。是以肺气肃降与肝气升发升降相因,相反相成,成人体气机升降之外翼,协调人体气机保持升降平衡状态。

  笔者对肝气郁结证一般以四逆散或柴胡疏肝散治之,多能奏效。偶若未果,则喜加一味前胡,于大队疏肝、升肝之品中,略降肺气,以使肝升肺降,相因相成,太极旋转,一身之气自转,每能增效。柴胡与前胡之协,《本经疏证》有谓:“柴胡主肠胃中结气,前胡主心腹结气;柴胡主饮食积聚,前胡主痰满胸胁中痞。足以见柴胡之阻在下,前胡之阻在上,在下则有碍于升,在上则有碍于降,去其阻而气之欲升者得升,欲降者得降。”

  既为外翼,则肝升、肺降就不纯粹是两脏间的关系,它脏它腑亦可一借其力。如补中益气汤以黄芪、升麻升中土之脾气,然脾居太极之中,恐其升力有未逮,顾肝位太极之左,肝从左升,力矩较长,易于带动力矩短的脾升,是以加一柴胡,从肝、从木、从少阳之升以助脾升。《雷公炮制药性解》谓柴胡:“补中益气汤用之,亦以其能提肝气之陷者,由左而升也。” 肝升助脾升的药有了,然则降肺以助降胃的药有没有?有,枇杷叶、竹茹可降肺亦可降胃,是一举两得之药。

  参考力矩作用,再考究力量,肝气、肝阳易亢不易虚,肺之肃降有赖呼吸,而呼吸是可自调的,若善于利用,两翼升降之力不比中轴之转为弱。故左半圆之升常依肝木生升,右半圆之降需赖肺金顺降。

  综合而论,在人体气机升降调节的功能配合中,心肾相交为一对,脾胃枢纽为一对,肝升肺降为一对,此配偶之功。肾、肝、脾,从左从阳而升,为一组;心、肺、胃,从右从阴而降,为另一组,此同心之力。肾、肝在下,在下者宜升;心、肺在上,在上者宜降;脾胃在中间,则一升一降,此交感之道。如此,各显其功,各得其衡,人体气机升降之圆运动自能相谐而旋。

  若轮失其转,多为配偶失谐,或同组离心,或交感不再,当察而调之。

  升降法时

  《周易·系辞下》的“变通者,趣时者也”,以及乾文言的“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中所倡的“变通趣时,与时偕行”观应是中医法时理论之源头。《黄帝内经》由是而有脏气法时观,再深化一步就是人体的升降法时。

  升降法时理论最实用处常显在临床之治。《侣山堂类辩》曰:“经云∶升降浮沉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谓春宜用升,以助生气;夏宜用浮,以助长气,秋时宜降,以顺收令;冬时宜沉,以顺封藏。此药性之宜顺四时者也。”但古人之论,多喜以年之春、夏、秋、冬,大而化之而论,而临床之证,未必都会经历四季,因此,变之为昼、夜、晨、昏应更具实操性。如图3。夏天最热,中午是一天中温度最高,明亮度最大的时间,均有阳气最盛的特点,因此配太极图阳气最旺的太阳位;冬天最冷、夜半是一天中温度最底,明亮度最小的时间,均有阴气最盛的特点,因此配太极图阴气最重的太阴位;春天气温回暖,阳气渐长,早上在一天中也是气温渐升,明亮度渐清之时,故处阳气渐长而未盛的少阳位;秋天气温转凉,阴气渐长,傍晚在一天中也是气温渐降,明亮度渐暗之时,故处阴气渐长而未盛的少阴位。故夏与午同位、冬与夜同位、春与晨同位、秋与夕同位,则“春宜用升,以助生气;夏宜用浮,以助长气,秋时宜降,以顺收令;冬时宜沉,以顺封藏”可作同位之词的置换而成:“晨宜用升,以助生气;午宜用浮,以助长气,夕时宜降,以顺收令;夜时宜沉,以顺封藏。”

  升降法时于临床如何把握?这里以一治验为例:曾接诊一男性患者,31岁,主诉是腰酸痛一年,余无明显不适,舌略淡,脉两尺略细,此肾虚无疑。患者无明显寒热表现,不难推断:不是肾气虚就是肾精虚。看过往治史,所开处方大多为金匮肾气丸或济生肾气丸加减之类,只是易丸为汤。方证应是合拍,然何一直未效?仔细询之,他的“腰酸每发于早上5~7时,每因痛而醒”这一句话引起了笔者注意。细思,卯时正当阳升之时,应于少阳。肾之精气不足,于阳升之时当升而无力升,故气憋郁而痛。于是以金匮肾气丸为底方加柴胡12克,葛根30克,七剂,嘱晨起5~6时服药。下周来复诊,诉仅服1剂,腰痛即愈,一周未犯。后因它病来诊,再询此患,回复是一直未再犯。

  本方所加柴胡、葛根两药,意在助其阳升,然升阳之药不少,何以选此两味?柴胡较易理解,在太极图中,卯时、春天、少阳均在东方、左边,格局相同。《本草经疏》谓:“柴胡禀仲春之气以生,兼得地之辛味。春气生而升,故味苦平,微寒而无毒,为少阳经表药。”《本经逢原》曰:“柴胡能引清阳之气,从左上升,足少阳胆经之药。”是以柴胡之升,在于升少阳,可助郁而不升之肾气,于少阳之时借时而升。《本草思辨录》所说的“人身生发之气,全赖少阳,少阳属春,其时草木句萌以至鬯茂,不少停驻。然当阴尽生阳之后,未离乎阴,易为寒气所郁,寒气郁之,则阳不得伸而与阴争,寒热始作。柴胡乃从阴出阳之药,香气彻霄,轻清疏达,以治伤寒寒热往来,正为符合。邹氏所谓鬯郁阳以化滞阴也”,可为笔者当时的用药思路作注。

  上说为常规之理。其实,当时笔者还有一个略深的想法,就是腰脊属督脉所过,于经脉当属督病。若把督、任两脉放进太极图,则为“阳脉之海”的督脉,当循左、循阳而升;为“阴脉之海”的任脉,当循右、循阴而降;既然督在左、在阳位,则与春天、卯时、少阳,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同格局。“类同则比”,这是取象比类的基本原则或内在逻辑,前人虽然没有以柴胡升督之说,但既然格局相同,又安知柴胡不能因此而升督?不妨一试。至于葛根之用,则循另一思路,腰疼于骨属脊,于脏属肾,若从经络循行看,膀胱经所过正是肾脏所在,肾俞就是其对应穴,且肾与膀胱相表里,表里经互用是针灸常法。《本草崇原》谓:“葛根延引藤蔓,则主经脉,甘辛粉白,则入阳明,皮黑花红,则合太阳,故葛根为宣达阳明中土之气,而外合于太阳经脉之药也。……起阴气者,藤引蔓延,从下而上也。”葛根的作用正是升膀胱经之气,当可助肾气上达。

  《孙子兵法·兵势》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正之道在于守正出奇。正者,就是以“正兵”当敌,“正兵”者,就是在预期的时间、地点,以预期的方式作战,就如本例以金匮肾气丸为底方,这是用兵的常法,也是遣方用药的常法。但当守“正”不能完全奏效时,就得考虑“出奇制胜”了,“奇”者,于兵法上就是用敌人认为不可能的,超越常规的作战方法,就如本例的柴胡、葛根之用,不属常法,颇有出其不意的“奇兵”之效。但用药之道,不能刻意为了翻新出奇而“奇”,“奇”也要“奇”得符合医理、药理。

  嘱晨起5~6时服药,当然是借自然之气与人体之气于卯时的升势以助药势了。效《孟子·公孙丑》的“虽有智慧,不如乘势”意。

  升降法时,顺时服药是一法,如本例的卯时服药;借药物所含时象亦是一法,如本例借柴胡内含之少阳时象。(本文节选自作者所著的《寻回中医失落的元神》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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